| nicholas | 2007-12-08 1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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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末三国时期，诸葛亮为刘备三顾而出茅庐之后，司马徽曾有“得其主而不得其时”之论。 而以魔岩三杰为代表的中国80年代末贯穿90年代的摇滚歌手们，他们以无尽的热情妄图颠覆这个已经窒息、充满腐败气息的世界。但是他们同样要面对的，依然是“得其主而不得其时”。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动乱之后，人们渴望正常的生活，渴望自我表达的心情已经难以压抑。尤其是在改革进行中，“自由”这个离开我们很久或者说从未到过我们这个世界的词汇吸引了种种人的关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渴望自我意识的发泄，特别是那些在动乱中备受折磨的人。 可是改革开放带来西方“自由”的同时，金钱也随之处于主导的地位，“拜金主义”与“自由人性”的冲突又一次在中国上演。在以前，谁都没有想到过，钱可以让人如此疯狂，也可以让人如此无奈。虽然新中国建立才仅仅30多年的时间，马克思式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式的“毁灭权钱”已经在这个经济曾经升级地球的古老国度根深蒂固。对于那些以知识自诩的以自由为生的人们，“脑体倒挂”，疯狂的破坏<与文革相比这是在精神、理想和人性上的破坏>人们的生活和正常的思维。 所以我们在“红色摇滚”中听到了反常的《国际歌》、《人民解放军军歌》等经典，这并不是对经典的亵渎，而是当时人们对“美好共产主义”的向往。因为这些年轻的生命不了解为什么好好的世界转眼间就从一个动乱转向了另一个动乱，从一个不平等转向了另一个不平等，而且在不平等的社会中受苦受难的是同一种人，享乐跋扈的是同一种人。 张楚的《姑娘漂亮》、《蚂蚁•蚂蚁》就表现出了一种对比的迷茫，而在《姐姐》中则是痛苦，使这个它并不认同的社会带给他的痛苦，在精神上被侮辱的不是姐姐，那个污辱她的男人也让我们想起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从那个时代走来，很多人的心里都有那么一点点屈辱的感觉。然而，人被侮辱了还可以反击，还有胜利的希望，可是当人群自甘堕落时却无药可救，社会也是一样。 何勇选择了相同的表达方式，比如《钟鼓楼》，他说现在的钟鼓楼已经跟以前的不一样了，这种陌生感在迷茫的民族中同样是普遍存在。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先知摩西前往西奈山求《十诫》刻在石板上，等他回归时，却发现自己的族人向埃及人那样，用金铸像加以祭拜。这是的以色列人因为长期的奴役已经放弃了对真神的崇敬，已经没有了自主的意识和自由的精神。所以“屠杀”开始，直到以色列人重新建立对真神的信仰和对自由的渴望。可悲的是何勇不是摩西，甚至毫无力量改变，同时代的唐朝也一样，窦唯也一样。 虽然唐朝有着强壮的外表，可是他们的内心一点都不强悍。他们对社会的无奈是他们回避，他们逃回到自己的梦魇当中。不论《梦回唐朝》还是《飞翔鸟》，他们都在憧憬民族曾经的辉煌。可是“开元”已经成为烟尘，鸟儿也不敢飞翔，当时的沉重和不适不仅仅在内地才有，只不过在这里表现得更明显罢了<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 时代造就了悲剧，不过他们也要感谢时代。如果在今天，他们或许只能在北京地铁里唱着校园民谣、在酒吧穷困潦倒、在电视上傻乎乎的R&B，因为他们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90年代以后，人们已经真的没了一点点理想。 如果你有，那么听听《国际歌》，顺便感谢这些被形容为异类、被折磨成精神残疾的人们吧，他们的心中一直有红旗飘扬。 看看现在。中国摇滚还有希望吗？？？？？有吗？ 张楚死了 何勇疯了 窦唯成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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